美国为何陷入“债务上限”死循环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1日向美国国会发出警告：按照当前美国政府举债的速度，美国可能最早在6月1日触及现行法定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不抓紧通过立法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届时将再次陷入债务违约困境。

身为全球头号经济体且把持美元发行权，美国这次能否尽快脱困？美国缘何屡屡陷入可能“倒债”的窘境？美国为何无法彻底摆脱“债务上限”？“债务上限”危机又为何堪称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一大祸源？

这次能否尽快脱困

耶伦致函国会两院党团领袖，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信誉”后，美国总统拜登随即邀约四位党团领袖9日到白宫议事，包括正在国外访问的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

今年1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就已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为避免债务违约，财政部随即开始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比如暂停某些例行开支以维持关键支出等。

一些经济分析师认为，假如二季度税收如期到位，财政部可以获得喘息空间，或许可以通过非常规措施支撑到7月。但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养老和医保支出日益庞大，美国“举债度日”模式注定难以维持，未来多年可能还将不断面临类似危机。

美国众议院4月26日通过共和党提出的一项法案，要求政府将今后10年的联邦财政开支削减4.5万亿美元，并取消部分清洁能源减税政策等。在此前提下，国会将批准把债务上限额度调高1.5万亿美元。

白宫方面说，拜登将在9日的会晤中重申，国会必须“干净利落”地提高债务上限而不附加任何条件。从当前政治氛围和最新动向来看，拜登恐难如愿。

按照美国国会智库机构国会研究服务部的记录，自1978年以来，国会把提高债务上限与其他法案捆绑出台达32次之多。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两党力量对比。

从过往经验来看，两党往往要拖到最后一刻，迫于多种压力，反复权衡利害后，才会达成某种妥协。只是，时下博弈过程恐怕会尤其“难看”。

当前，共和党在众议院议席优势微弱，捆绑债务上限的法案赞成票与反对票仅有两票之差。路透社认为，在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该法案“没有机会”过关；即便侥幸过关，按照白宫此前声明，拜登也会动用总统否决权把法案压下来。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2024年大选已吹响号角，拜登不久前正式宣布竞选连任意愿。两党利用包括“债务上限”在内的各种筹码互相攻讦、“拆台”本已成常态且日益激化，现在为了争夺白宫和国会主位，双方更难让步。

为何无法彻底摆脱“上限”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除非国会调高债务上限，否则白宫无权继续举债。

作为一项财政纪律，债务上限是维持美国政府偿付信用和美元霸权地位的一道重要阀门，牵涉美国根本利益和国运兴衰，其诞生和延续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无法一去了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当白宫“钱不够花”时，美国国会经常直接授权发行更多债券来解决问题。但随着一战期间及战后多年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美国政府举债规模越来越大，国会遂于1939年设置450亿美元的政府债务上限额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频繁“入不敷出”，国会因而屡屡提高债务上限以解“违约”危机。

近两届美国政府的花费尤为庞大：共和党人特朗普大推“减税”，民主党人拜登大推“基建”，军费支出只增不减，新冠疫情更是带来高昂的额外支出。这使“债务上限”问题愈加紧迫。

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权力制衡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通过权力制衡避免“开支无度”，但在美国政治极化氛围浓厚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已日益沦为“党争”工具。

可以预见，只要白宫寅吃卯粮的财政模式不改，两党争斗的政治格局不变，“债务上限”作为美国财政约束工具和政治斗争筹码就会持续存在。

为何是世界经济稳定的一大祸源

“债务上限”危机将影响美国政府正常运转，包括占据财政支出大头的养老和医保资金发放，这将直接影响美国民众维持日常生活开销。另一方面，“债务上限”危机将增大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冲击全球金融市场，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分析人士认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正是源于各国对美国联邦政府偿债能力的信心。如果美国债务发生违约，受损的不仅是美国民众，也必将引发全球市场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困境。

美国智库两党政策研究中心预算分析师沙伊·阿卡巴斯指出，美国“又一次”面临几周或几个月内陷入债务违约的风险，“这与一个被视为金融体系压舱石的国家不相称，只会给已经摇摆不定的经济增添不确定性”。

此外，“债务上限”危机还将不断消磨美国政府信用和美债等美元资产价值，从而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显著冲击和深远影响。

“一旦美债因美国信用降级、通胀失控、债务违约、市场预期恶化等因素出现趋势性下跌，与美债挂钩的众多金融衍生品也将同步下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指出，“因此，近年来一些国家和机构着手减持美债等美元资产，通过多元化投资布局，减少过度倚重美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