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有望开启太空旅行

“中国商业航天已迎来最好发展机遇，已由基础制造、产品研发的1.0时代进入应用牵引、市场主导的2.0时代，并将在10年内追上美国的发展水平。”“长征十一号”火箭首任总指挥杨毅强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道。杨毅强现任中科院空天飞行科技中心主任，不久前，中国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力箭一号”的成功首飞让参与其研制的公司中科宇航“浮出水面”，而杨毅强作为中科宇航创始人的另一身份遂为众人熟知。

日前，多款手机搭载卫星通信技术的消息引起了人们对卫星轨道等太空资源有限且不可再生的探讨。其实，全球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竞争早已展开。9月9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便在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大会上呼吁，相关机构需在6个月内提交规范新兴商业航天活动的提案，以保持美国在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

只有中国和美国

环球时报：从全球商业航天的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商业航天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市场规模如何？

杨毅强：在商业航天领域，已形成一定市场规模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进航天商业化，马斯克成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公司）时，该产业在美国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中国商业航天虽起步较晚，但在政策扶持、资本加持和市场需求牵引下，发展态势风起云涌，如火如荼。2015年是中国航天商业化元年，202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商业航天的注册企业已逾370家。过去7年间，在运载火箭、卫星应用等领域均已出现头部企业，已形成国家队与民营派互补的格局，发射次数、发射载荷质量和在轨卫星规模均居世界前列。

目前，中国的商业航天已从1.0时代进入2.0时代，并有望在5年内进入3.0时代，期间，我们需要将火箭运力提升至5吨到14吨、建设全球性卫星星座、实现火箭可回收并降低成本。另有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20年，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09%，这与中国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人才造血机制，以及国家的扶持有关。但从商业航天的经济规模和整体企业估值来看，体量还相对较小，真正靠火箭和卫星盈利的企业较少，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整体仍处于“积累”阶段。

环球时报：近年来，中国商业航天赛道吸引资本“蜂拥而入”，目前，哪些领域是商业航天的投资热点？

杨毅强：投资热点还是火箭和卫星。但其实，火箭和卫星相关的企业数量已足够多，且头部企业已经显现，资本的不断涌入反而会造成这些企业的内耗，所以我建议，资本方可以将焦点更多地放在上游的供应链（如发动机、元器件等）和下游的卫星应用（如导航、遥感等）上。因为，没有优秀的供应链产品就不会有好的系统集成产品。

2024年中国有望开启太空旅行，票价200万—300万元

环球时报：中国商业航天的“春天”是否已经到来？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推出的太空旅行计划引发全球关注，那么中国发展太空旅游的时机是否已成熟？

杨毅强：最迟到2027年，中国商业航天的“春天”便会到来。商业航天的“春天”可依据以下标志来判断：第一，卫星星座大规模组建，运载火箭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实现低成本大型液体火箭回收和复用；第二，独属于商业航天的商业模式，如太空旅游，得以实现；第三，导航定位、导航增强、低轨互联网及高时间分辨率遥感星座等能为大众和企业提供服务。

具体到太空旅行，目前可分三种。第一种是进入空间站，这对游客的身体、心理素质等有严格要求；第二种是以维珍银河的“白色骑士”为代表的通过双机身航空运载飞机将游客带入太空，但该模式舒适感和安全性较差；第三种就是目前技术较为成熟的亚轨道旅行，适合大部分人群。随着商业模式的完善，2024年，中国有望开始亚轨道旅行，票价约20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

环球时报：请解析中国商业航天的“变现”路径和底层逻辑，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都面临哪些发展机遇与壁垒？

杨毅强：中国航天商业化需双轮驱动——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航天的商业化方向并不复杂，如商业火箭本质上就是运载工具，未来的主要盈利模式是按公斤收费，并发展广告命名、文旅等延伸服务；而卫星的商业化路径则是提供稳定、精确的数据，如卫星导航，以及遥感卫星与环境监测、城乡规划等的结合。我认为，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关键不是火箭或卫星，而是应用。越接近普通民众和终端用户的业务收益越高，我们要让商业航天深入到普通人生活中。

对商业航天企业来说，目前在舆论层面的不良倾向是企业动辄宣称要做中国“马斯克”，希望以故事获得市场和资本青睐，但可靠的产品才是发展基石。其次，传统航天重发射但轻服务，相关企业应强化服务意识，形成“火箭要为卫星服务，卫星要为应用服务”的理念。此外，企业还应避免“跑马圈地”，而要搭建公共实验平台，盘活各自资产。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未来商业航天会向全球化演进，中国相关企业还应增强对国际市场的敏感度，担负起引领国际行业标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走出去”的重任。

商业航天投入产出比：1∶20？

环球时报：从“长十一”总指挥到商业航天创业者，如何看待身份的转变？

杨毅强：转型总伴随着阵痛。创业后，我们似乎可以“放飞自我”了，但所有的平台，包括研发体系等都需重新搭建。其次，作为商业航天从业者，我们需遵从商业规则和逻辑，除考虑怎么做项目外，更要创造从国家到社会层面，特别是市场认同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环球时报：随着太空旅游、太空资源利用等的全面开拓，商业航天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毅强：这个问题可以从“传统”和“新态”两个层面来分析。传统概念上，诸多研究报告都对商业航天的投入产出比做过分析，美国也有“商业航天投入1美元，将获得7倍、10倍，甚至20倍回报”的说法。但该说法多指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这类项目可将大型火箭、卫星等研制过程中形成的成果转化为国民经济所用，比如中国北斗卫星为全球用户提供的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另一方面，商业航天技术的进步也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这些科技将落地转化到消费级的应用场景中，比如订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的全球用户已超45万；再比如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大物流建设等，这些技术信息化让人类社会经济的运转更高效；此外，遥感技术、导航增强、无人技术等不仅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助推器。